魏晋风骨化沉香（贰）

【导读】你可以喜欢先秦的百家争鸣，你可以倾心盛唐的华丽磅礴，而我独爱魏晋的那一份清新与不羁。

主题觉醒，让文人们认识到生之艰辛、命之短暂，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沉重而伤感的“咏叹调”。魏晋时代的文学领域，一直弥漫着对生死问题的感叹和哭泣的声音，自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到陶渊明的“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如此的伤感，恰恰是在其心里回荡着对自我生命的留恋、沉思和突围的意识力量。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表现出对其生命的不乏荒诞的追求：药、酒和文章的普及及特色，以及太多令后人含泪微笑的逸闻故事共同展现了魏晋时代文人的风采、人文精神的光辉和他们慷慨任性的个人风范。

主题的觉醒，让文人的作品中充满着抗争精神。魏晋这种较宽松的社会形态，没有让坚贞的鼓起铭灭，而在主题觉醒的影响下更强烈。左思在《咏史》诗中曾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又说：“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这种对门阀世族压迫的抗争和布衣之士的清高之气，正是这一时期慷慨任性的文学风范。刘桢的《赠从弟》：“冰雪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和坚贞骨气。   

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从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之后，文学便发出了铮铮之音，同两汉文学的特点相比，更为掷地有声。 整个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始终沉浸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名士文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学史上稍有一席之地的作家，除去屈指可数的几位隐士之外，善终者没有几位。何晏、嵇康死于司马氏排除曹魏集团政治异己力量的倾轧中；张华、潘岳、陆机死于“八五之乱”中；刘琨、郭璞死于东西晋改朝换代斗争中……面对鲜浓的血色，文人们的作品在雄阔、激昂的基础上，又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文人们在战乱、改朝换代中或死于非命或饱受精神磨难，所以，他们发出了当时最强的忧生之嗟。受到曹丕排挤和迫害的曹植郁郁不得志，心情凄苦，他感慨世态炎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他感叹“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但是他同时也写出了“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人没有在苦难的历程中自怨自艾，更没有陷入悲观，而是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促动，他们的文风在苍凉中不乏激昂的成分。特别是“竹林七贤”，他们胸怀大志，醉酒佯狂，啸傲山林，不拘礼法，品格高尚，不满于污浊、黑暗现实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却在文章中不乏激昂之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列述他个性的“七不堪，二不可”宣泄了他不堪世俗纷扰的困惑与极端痛苦的心情，而解读阮籍《咏史诗》中隐晦艰涩、哀怨怅靡的情景亦可在这里寻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