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天地】苏轼《功甫帖》迷局凸显中国古画鉴定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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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华网北京２月１９日专电--记者 岳瑞芳）
   苏轼《功甫帖》真伪迷局再起波澜。１８日，上海藏家刘益谦携所购《功甫帖》原件现身北京，在全国近百家媒体的注视下，接受由高倍扫描仪和５０－２００倍的光学放大镜进行的“体检”。
　　据现场展示的高清图片，结合当天引用的机构鉴定报告及多位专家学者提供的最新学术文章，刘益谦及其所创始的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认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３位研究员的“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
　　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上海博物馆３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功甫帖》时起，到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３日纽约苏富比发布１４页研究报告力证《功甫帖》属“真迹”，再到１８日刘益谦被迫采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现场“验明正身”，《功甫帖》真伪之争扑朔迷离，进一步凸显中国古画鉴定困局。
　　《功甫帖》高倍影像否定上博“双钩廓填说”
　　１８日，在近百家媒体的聚光灯下，上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用现代科技设备对其进行了放大和扫描，同时对外公布了《功甫帖》１２００ｄｐｉ高清扫描图、６０００万像素高清背光图，以及数码显微镜放大５０倍效果图。
　　媒体会现场，《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和５０－２００倍的光学放大镜下，清晰可见众多自然书写特性，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显然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聚墨处边缘有自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以及自然有力的连笔游丝等。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３位研究员的‘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黄剑说。
　　“双钩廓填”是中国书画技法的一种，利用线条钩描物象的轮廓然后填墨，非自然书写。“双钩廓填”也是上海博物馆３位研究员此前质疑《功甫帖》非真迹的重要证据之一。
　　除力证《功甫帖》非“双钩廓填”外，黄剑还援引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对《功甫帖》所做的技术鉴定，指出《功甫帖》用纸与北宋李建中《同年帖》、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完全符合北宋用纸特征。
　　针对《功甫帖》上的印章，黄剑结合多位专家文章指出，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图像比对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北宋吕公绰《真诲帖》、北宋黄庭坚《婴香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
　　黄剑认为，《真诲帖》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欧阳询《千字文》中的“莆阳傅氏”“清叔玩府”等印鉴和宋傅洵美《义阳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献，更进一步把“义阳世家”印鉴的所有者推向了宋代的傅氏家族，从而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出现了明确线索。
　　“无论是书写的墨迹、纸张还是印章，都可以断定，上博此前发表的文章结论不能成立，因而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黄剑说。
　　古书画易证“非伪”难证“实”？
　　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纵２７．９厘米，横９．５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
　　当初刘益谦竞拍之时，《功甫帖》被认为是海内名帖、流传有序，且是苏轼书法流散在民间的“孤品”。《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均曾提及苏轼《功甫帖》，徐邦达更赞其“神采飞扬”，直到上博３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其为晚清时期以“双钩廓墨”手法炮制的伪作。
　　１８日，到场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徐邦达弟子萧平、傅熹年弟子朱绍良（徐邦达和傅熹年均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成员）在内一致认为，就上海博物馆３位研究员提出的证据而言，尚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除非他们有新的证据。
　　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上海博物馆３位研究员还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记者注意到，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支持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并认为上博的“证伪”站不住脚，但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真迹。“我只能说，《功甫帖》非常接近真迹。”朱绍良说。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历来是世界性难题。据朱绍良介绍，在最权威的《宋画全集》中记载的９００多件书画里，超过９５％也是推论为“真迹”。“比如《清明上河图》，谁敢肯定就是张择端真迹？光乾隆皇帝就收藏了４幅，但又谁敢说故宫所藏《清明上河图》有假？”
　　据了解，中国宋元书画存世稀少，在国内也是寥若晨星，国内外不少博物馆将宋元书画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宋元书画的多寡甚至决定着博物馆在业界的地位。正因如此，古书画鉴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宽、明清严”的原则，不敢轻易“证伪”宋元书画。
　　台湾书画研究者陈萧羽认为，针对古书画鉴定，“存疑”是主观的，但“证伪”必须是客观的，需要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支撑。他认为，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现之前，“从旧说”是最可接受的方式，在少数被证实为“真迹”和可被证明为“伪迹”之间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间，需要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在未来被验证。
　　《功甫帖》真伪之辩凸显中国古画鉴定困局
　　自上博专家去年年底发声质疑以来，身处舆论漩涡中的刘益谦已公开发表了６次声明。尽管他认为“这是个好事情，对《功甫帖》真伪的争议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随着争论的升级，还是让他“身心俱疲。”
　　刘益谦说：“现在艺术市场谁都可以说话，嘈杂无序。希望《功甫帖》真伪之辩不要成为一桩悬案。”
　　作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权威，“七人小组”的鉴定曾经一言九鼎。“他们有丰富的书画鉴赏和古汉语知识，又曾经过眼过大量书画，多数人本身也能书会画，因而具备后辈无法企及的优势。”朱绍良说。
　　但如今，随着部分成员相继故去，古代书画特别是宋元书画的鉴定变得更加艰难，急需国家有关部门成立权威的鉴定机构厘清古代书画的鉴定难题。
　　据朱绍良介绍，国内目前最权威的文物鉴定机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有１００多名委员，但其所规定的章程是只对国家文博单位文物进行鉴定分类、评估级别，不面向社会。然而随着文物市场的活跃，社会市场鉴定需求越来越大，需要有面向社会的权威文物鉴定机构（包括古书画）出现。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表示，尽管《功甫帖》的真伪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论，但由《功甫帖》所牵涉的中国书画鉴定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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