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古人咋维权？海南籍高官被宰客 写诗撰文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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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3·15"
海南古人咋维权
文\海南日报记者郑彤
大明王朝，琼籍高官出行途中，竟遇坑蒙拐骗？！
晚清时期，天涯士民身患小恙，居然死于假药？！
假冒伪劣，祸国殃民。明天又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了。连日来，各地各界举办多种活动，披露商家“三十六伎”，力促买卖“两全其美”。那么，在历史上，海南古人曾遭遇过怎样的陷阱，他们又是如何惩治宵小的？
遭遇“青岛大虾”？古人也爱曝光！
黑心商家，自古有之。譬如坐地起价，就是一些人的生财歪道。
不过，海南的古人，也不是任人随意欺凌的。把挨宰经历写诗撰文发到“朋友圈”里予以曝光，便是其常用的办法。像清末民初的文史专家、琼山人王国宪所编的《琼台耆旧诗集》中，就有一篇“舆论监督报道”，令“崔庄船夫”的形象如同今日的“青岛大虾”般，遗臭坊间。
投诉者是大清朝嘉庆年间翁源县的“教育局长”、琼山人曾日跻。本就清贫的他，在途经一处叫崔庄的渡口时，被摆渡者漫天要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过河之后，曾“局长”愤然给出差评：“崔庄渡口水流红，勒马停看日正中。舟子招招呼快渡，愿君相送一帆风。”标题就叫《崔庄渡多索钱，有感口号》。
不过，与同朝道光年间的文昌举人叶栖鸾相比，曾日跻还算脾气好的。叶栖鸾在山东的一家路边店用餐后，可是当场发飙，留下《山东道中口占》，痛斥“店饭饥难食”。被食客投诉称，在饥饿的时候都觉得饭菜太差，这店子还能开的下去吗！
的确，即便是在古时，舆论的“传声筒”和“放大器”威力，也不可小觑。
明朝万历壬辰年(1592年)的秋天，杭州古城迎来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这位定安籍的高官趁着返琼休假，安排了沿途旅游。到了杭州，自然是要到西湖景区走一走的。遗憾的是，西湖给他的第一印象，却是当地人向他的投诉。当天，他与好友在湖畔品罢好茶，喊船家渡湖的时候，当地人告诉他，幸好现在是“旅游淡季”，每年春天游客如织时乘船，船家都要狮子大张口的，有的开价甚至高达千钱，相当于一两银子。而王弘诲的杭州之旅也似乎就此不开心起来——游玩途中，他又遇到了索题匾额并忽悠他出钱免灾、求子孙平安的“大师”。
王尚书之后撰写《吴越游记》时，念念不忘杭州的“负能量”，不仅不惜笔墨写下了“大师”忽悠他的细节，还留下了“土人云，每春时，(西湖)楫师索高价有至千者”传诵至今。
假药吃死官二代？
古人防不胜防！
假货难防，亘古通今。轻者谋财，重者害命。
清同治二年(1863年)，已近花甲的文昌籍大臣韩锦云，痛失唯一的孙子韩肇元。其孙年方十五，“染疠疾夭逝”。如果说，韩肇元是因为病情严重不治而去的话，肇元之父的过世，则更让人惋惜。韩锦云在《哭孙肇元文》中提及了原委——“误服金丹(而亡)”。
金丹为何物，果真如那些炼丹士所言“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其实，这些加了铅、汞、硫、砷等物的金丹，不仅仅是假药，更是毒药呢！宋人所集的《云笈七签》中，便有这样的告诫：“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当然，对于制售假药之举，古人也拿出了法律武器予以应对。譬如元朝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就明文规定，对售假药者依法惩处，情节严重者直接处死。《大明律》也白纸黑字：庸医榨取钱财致人死亡，斩！
不过，金钱面前，总有人利令智昏。故纸堆中，造假者不仅有“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这样的伎俩，还有鱼目混珠，造假玳瑁、假珊瑚、假沉香的呢。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就载有巧匠制作假玳瑁之事，称“玳瑁，产廉、琼州”，蟕蠵是山上的一种巨龟，“巧匠以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状甚明媚。日脚，谓甲上有散黑晕也。一种赤魿与相似，然介脆薄，文采亦晦”。
北宋苏东坡在谪居儋耳期间，曾送给胞弟苏辙一块海南沉香当生日礼物，并写下《沉香山子赋》，提醒其如何分辨沉香的优劣，说占城的沉香干枯腐朽，只配用来煮饭熏蚊子，“顾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而海南沉香就高档多了。清人吴震方亦在《岭南杂记》里写道，“速香出琼州者为胜”，海外运来的沉香“味极辛而酸，不如琼产之甜静无尾烟也”，“其余有夹板并抱朽木者”都是下品。他同时提醒大家，要防范假沉香，“而尤有他木煮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南沉香价几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海南沉香，一片万钱，冠绝天下”。由此可见，若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其利何其大了！
官员伪造批文？古人一样喊打！
利欲熏心，害人害己。打击假劣，无人无地可置身事外。
以海南茶叶为例，不仅五指山的水满茶在清代就被定为贡品，“耐冲泡、条索肥壮、香气清高持久、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醇爽”，明朝正德年间的《琼台志·土产》中，也已记载了“(海南)茶，东路佳”，以及“野茶，产昌化……为荐茶佳品”。但在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海南茶叶却“躺着中了一回枪”，和“出口创汇”无缘了。当年，御史陈讲发现有茶商把“质量低劣冒伪”的茶叶掺入出口商品后，干脆全部征收黑茶了。因为黑茶好管理，“地方出现有限，便分茶为上中二品，打印在茶筐上，写下商人名字而考察”。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政府严惩、百姓怒斥，一些唯利是图者，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连货币也敢伪造呢。像前文提及的屈大均，就记录了岭南市场上出现的假银子，“市井小人，争以巧伪为事，或钻公式于腹，或洒铁沙于面，或钓铜于四角，或以白铜，药煮之为峱银，最易惑人。”
即便是“国考”中，也不乏坑蒙拐骗的“前辈”。针对此情，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清朝定安人张岳崧也只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多次发布告示，如《禁招摇撞骗示》《查禁招摇撞骗示》《示凤翔属生童》等，称如果有人诓骗财物，不论有无成交，全部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而受骗的生童也将被杖打一百，关押三年。只是，仍然有人心怀侥幸，打着商贸等幌子，“往来生童寓所，设局诓骗。”
弄虚作假的背后，全是奸商单打独斗？也不尽然。一些地方假货泛滥、骗子横行，和地方官员也不无关系。像明朝文昌籍大臣邢宥，在景泰三年(1452年)，就和御史许士达，查处了通过劣质工程敛财的漳州知府马嗣宗。而在《明实录》中，也记载了嘉靖元年(1522年)，礼部大臣对海南世袭土官造假的汇报。称他们在进贡时为了冒领公款，连批文都敢伪造，“差来人数太多，皆非旧额，所赉降香重不过七八斤，冒廪饩及绢、钞之赏，至有伪造印信、私增批文者。”
纸终究包不住火，对于官员的造假行为，古时的惩罚也干脆利落——大刑伺候！甚至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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