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访谈』许石林谈“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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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一切，沉香之元
                          ---沉香元

       临近2013年元旦，长沙周永康兄来电，邀请元月初去衡阳参加杨福音先生书画展。其时人忙事繁，再看天气预报，湖南将有雨雪，由暖和的深圳准备御寒的衣物，不免麻烦，因此，意念中就有些瞻顾踟蹰。永康兄感觉出来，说：展览的地方应该是你最喜欢的，对面就是濂溪公园，里面有个莲池，周敦颐写《爱莲说》的地方，你看了一定喜欢。

       听此言，怦然心动：想象大雪初霁，沿荷塘漫步徘徊，观池中冰雪封锁，残荷枝柯，斜倚旁出，于阳光下其姿态必甚为可观。荷花是从生到死都可观赏的植物，即便其花蓬叶梗至枯朽腐烂，那枯朽腐烂的过程也是美的，可观赏可品味的。

      清代云南李扶久先生云：“《爱莲说》乃周子借以自写。”考诸历代贤儒行述，以《爱莲说》为周敦颐借以自写者，又不止李扶久一人。我于周濂溪，所知止于《爱莲说》，于《爱莲说》，止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一语。

      儒者所谓读书修身，积极入世，以士君子之善言力行建立事功，以期有裨益于家国黎民，求三不朽之功业。周敦颐闻道甚早，博学力行，遇事刚果，有上古之风。其为政精密严谨，务尽道理。又襟怀潇洒，雅有高致，开一代理学之先河。其学说渊深宏博，自不必说，然就其为人，仅此“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一语，已道尽妙旨矣。

       所谓士君子襟怀气节，尽在《儒行》中，如夫子所谓“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濂溪先生化繁为简，以轻易重，比之以莲，于是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语，此正濂溪先生自写也。我认为这是后学者理解《爱莲说》、理解周敦颐的关键所在，乃至理解古今一切有士君子气象情怀的人的关键所在。



       周敦颐生于湖湘芙蓉之国，其所钟情于莲，是必然的。莲历来为文士所爱，在画家笔下，各执一法，面貌纷呈，无不是画家文士借以自写的题材。如明之八大山人，其笔下之莲，正是其人的自我写照——作为明室裔胄，金枝玉叶，于改天换地之后，既无光复祖业之志，又无屈己事人之心，当一个新朝的顺民又似乎有些许不甘和无奈，所以，他笔下的风物如荷花，孤标独立、峻严清癯，满纸自怜自爱，洒脱不执拗，但却凛然不可犯，傲岸拒人于千里之外，仿佛要靠近他，他却振衣远遁，空谷足音。

       当代杨福音先生，于绘画最钟爱八大，那年先生去南昌青云谱凭吊八大山人纪念馆，邀我同往，我也是分身无术，没有去成。杨先生伫立于青云谱八大故居，心灵对话，感慨良多，回来写了不少文章。杨先生绘画的题材，莲是其一大类，而其法，取法于八大者，而又有自己的创造，人皆能看得出。有关于此，评论家们论述得很详细，此不赘述。

      这里要说的是，以我与杨先生近20年的交往，我感觉杨福音先生首先是一个读书人，是湖湘文化史上灿若星辰的古代读书人在当代的一个孑遗。先生平居所为，无不是读书，有所感发，即付诸文字。近些年，人们才发现，杨先生所写的散文，已经自成一家。有的人最爱听杨先生于研讨会上讲话，其举重若轻、遍地开花、应机而说，无不头头是道，根据确凿的功夫往往令同行赞叹，抑或忌惮之。

      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读书人，命运总体上都是悲剧性的。那些具备了传统士大夫情怀，作为士君子儒者坯子的人，都要接受世界新文化潮流的摧辱，失去了以往读书人此呼彼应的文化氛围中的默契，没有彼此取暖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谄下取媚的现代文化潮流中，保养着自己最宝贵的一点不合时宜的情怀和节操。两厢比较，如杨福音先生，其生也，不如八大山人幸运，通俗地说，八大是不爱理别人，杨福音先生是即便想理别人，而时下几无人可值得他理会。根脉已断、气息已绝，这一掬热泪，尽是无处诉说的辛酸与寂寥。

     向来人将绘画分为画师画与文人画，其实文人画的主流是士大夫之作，八大的画即此也，杨福音的画亦此也。绘画于他们，其实是读书之余事，不为佳作，何申雅怀？他们的画其实是他们用笔墨自写，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与痕迹。

       颜之推教子，言及书画，主张“文学以外，并佳此法，”不可以此为业，否则，“每为公私使令，亦为猥役。”今人每以自己的书画作品被某显贵赏识收藏而夸耀，实不知前人恰以此为耻，与颜之推同时代的顾士端父子，都是丹青妙手，常常获得梁元帝的喜爱与奖赏，但顾氏父子不但不以为荣，反“每怀羞恨”。唐代阎立本临终遗言，严令子弟不许习此艺。因为阎立本作为右丞相，经常被皇帝命令画画，以至丹青盛名掩盖了他的政声，因此一生深感耻辱。这是当代人所理解不了的，当代画家身在俗流，本身即为愚俗，多以能在权贵膝下承欢为乐，以能供豪强狎玩为荣。

     湖南另一位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曾说过这样激愤的话：画家不得不仰人鼻息，从前是仰政治的鼻息，现在是仰金钱和政治的鼻息。应该说黄先生本人得益于此，也困惑于此，所以，以他的性格，无论其绘画还是生活，做出了很多乖张的行为，放出许多张狂的话语。我理解黄先生，这正是一个画家生活在当代，倘若他还有一些血性、一点士大夫情怀的话，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自我拯救，即与那种来自各种力量的亵玩交手格斗。

      而另一类画家，如杨福音先生，他选择了机警地躲避。即灵敏地感觉某种会令他可能遭遇摧辱的力量貌似在逼近，他极其过敏地闪避了。相比之下，杨福音像八大山人一样，更纯粹地“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杨福音于家庭事业稳定如常的时候，却选择了离开他最钟情的故乡湖南，客居岭南。他离开湖南，却时常回湖南，笔下时时呈现湖南的风物人情，显示出魂牵梦绕的不可分离。又将个人艺术馆长期设在长沙烈士公园，每两年一届的“艺术长沙”活动，他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这是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其实，这正是他不希望在一个熟悉的、人情殷殷的环境里，免不了遭遇不可抵挡的被流俗亵玩，他要逃避这种被亵玩的可能，使他与湖湘文化，各自保持一段距离，彼此“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同样，他生活在广州腹地，却与这个城市冷峻地保持着距离，不党不群，不忮不求，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读书、写字、画画，与古往今来那些吾喜吾爱的人物，隔着历史的时空交流，过着与天地精神常往来的生活，外界于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由此观之，周敦颐、八大山人、杨福音，是一类人。其为人狷介，深知君子有所不为，洁身自好，不求闻达。曾有人欲包装杨先生，畅谈半日，客人走后，杨先生的母亲、九十高龄还手不释卷正在读《源氏物语》的老人对儿子说；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日子过得好好的，不要做这些事。此正所谓远耻辱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不久，又接永康兄来电，说杨福音书画展，因为雨雪天气，推迟到阳春3月举行，因作如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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