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书画家马啸——德不孤，必有邻

文玩之家

邓石如七言联

华喦题画诗两首

    马啸论当代书画
    一、越走越低


　　毫无疑问地，当代中国书法和绘画在近一二十年间获得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更多的体现在技法上而非精神上。就整体而言，当今的书与画不是在走向高端，而是在走向低端。
　　比如说书法，在我看来，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问题很多，但却有着一种鼓舞的力量。但90年代中期以后，书法乃至整个中国的艺术再也无法让我激动，反而越来越感到失望。原因之一，是当今中国书坛的整体知识过于低下。当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知识层次也并不高，但凡参与艺术活动者，多数对于文化有一种敬畏与向往。他们在参与艺术实践的同时，会尽可能地利用时间为自己“充电”。然而，在知识充分贬值、写一部书不如画半张画的今天，书法家尤其是画家们越来越瞧不上那些“无用”书本了。一些人即使仍对知识心存敬畏，由于忙于在权与利的“市场”里角逐，无睱过及书本。
　　书法，是一个门槛极低但要取得成就极难的艺术。当下的人们，只注意了它“低”的一面，似乎只要会写汉字，就可以成为书法家（即使不识繁体字、不懂得主谓宾），所以大量的沽名钓誉者极容易混迹其中，他们虽然连起的基本的书法技能和常识都不具备，但因为有职有权（还有钱），所以很容易影响甚至左右着书坛的发展方向。
　　国画界，情况比书法界略好些，因为还有一个“造型”问题存在，人们还能以“像不像”这样的低端标准作判断，所以，国画尽管有着更高的利润，没有造型基础的人还是不敢出来撑“大旗”。但也正是这个“像不像”或“好看不好看”这样的标准，将当今是中国画坛拖进的泥潭。今天的艺术家们越来越不从精神层面考虑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有多少人喜欢我的作品、能不能在全国美展被选中甚至获奖。
　　在现今，大凡被多数人喜欢，市场人气很旺的东西，大多无甚至笔墨和精神内涵；而那类“全国美展模式”下诞生的东西，也大多是一副装腔作势的面孔，表面做得很细、极有气势，初看很能抓人，细细一品，味同嚼蜡。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书法、国画已经远离了它的本质。艺术实践者们的知识积累与修养，对于书画的本质、功能、目的等等问题的认识，不仅没有比上个世纪80年代进步，反正在许多方面明显倒退了。80年代前后，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都还有一份真诚，而当下的人们只是关心能否通过文化与艺术的手段获得更大得益，而对于知识与艺术的敬畏与虔诚早就被抛到九宵云外。说得彻底点，当代书法、绘画缺少了根本性的精神内涵、终极性的人文关怀。
　　而缺少了这些，所谓“艺术”只能越走越低！

兰亭竹阴十言联

李商隐《夜雨寄北》

    二、谁是“书家”？
　　历史上什么人可以称为书家？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们无一例外是精神贵族，冷逸、清高、纯粹。他们一生的努力，就是用手中的毛笔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简约、纯净，与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相隔离。毛笔虽是写字、作画的工具，但却是古人修正自我的重要媒介。众所周知，有抱负的古人，其人生有四重境界或四个阶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身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只有修好身才能做其他更大的事业。而写字（宋、元以后还有绘画）是修身最直接、最平常、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在古代，写字作画既是小道，又是通向大道之门。因为在书法、绘画中传达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人文关怀。正是如此，在古代，人们自幼从书写一点一画开始修正自己的心智与人生。
　　以前，我们对所谓“精神贵族”作妖魔化解释，认为这些人都是属于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应该批判。结果批来批去，我们变得充分地现实了，于是那种本需要充足的“精神”去完成的作业，在我们这里十分地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手中、心中只有“物质”了。在旧时，书法家、画家的创作是很轻松地在书斋里以一种休闲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游于艺”。但是这些人的的确确对中国书画、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本质有着很深的认识和体悟。我们看一部书法史，就能看到这样一个脉络。中国的书法史从根本上说是一部文人士大夫的书法史，因为文人士大夫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一种精神。所以黄宾虹在学习和研究绘画最看重的是士大夫的绘画，因为在他看来，纯文人的绘画可能只体现了一个局部或者只是表现了一种细枝末节的审美情绪，但是士夫画体现了更高的、更宏观、更内在、更核心的精神性追求。
　　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书家”的那部分人无一不是精神贵族，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道德、精神的高度，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站在人类道德、精神的雄峰绝岭上的精神贵族。相对而言，在北宋的苏轼以前，这样的道德要求可能不会对一个画家提出来，但是对一个书家是绝对需要的。为什么？因为在唐代或者在宋代以前，多数人作画用来养家糊口、谋取利益的，是一项实际工作。那时人们更多的时候是从生活或工作的角度看待一个画家，视他们为职业技术人员（画工、匠人、画师）。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实际的需要（有时审美活动也是一种实际需要），但书法家则不同，自汉代以后，他们不再因实际的需要而产生，而是精神需要的产物。尽管书法家的作品也有着实用与美观的现实需求，但他们的存在决不是仅仅为了将字写得好看或向世间呈现一种“好看”的字，而恰恰是通过这些“好看”（或“不好看”）的字向人们传达一种精神、标榜一种品格，这便是他们所说的“言志”或“弘毅”。
　　赵孟頫、董其昌是两个极其伟大的书法家、画家，但为什么历史常常会站在一个负面的角度来评述他们功过？因为在古人看来，作书、作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格修炼的过程，书法引导、标举着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精神风气，所以书法家首先应该是人格完善、道德健全者。从这个角度讲，在古代，称一个人是“书家”，是一桩很严重、很严肃的事，他不仅仅要字写得好（当然要写得好！），更要人做得好，是一个精神的贵族！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过去，人们天天在练字，但却没有多少人被称作“书家”。即使是皇帝，人们也不称他们是书家！
　　在宋代，苏轼是第一流的书法家，他的政治对头王安石即使官做得比他高得多（官至宰相），也只得说自己“不善书”（苏轼所他“不得法”）。这绝对不是谦虚，而是那个社会中大家默认并自觉遵守的规范（类似现在的“潜规则”）。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自吹自擂的厚颜无耻者，首先便丧失了做一个书法家的前提条件。
　　而在当今，书法或绘画对于人们来讲，首先是一个生存、发展的手段。的确，现在的许多人将这个手段运用得非常得心应手，他们成了富翁、贵族，无论生活或创作都具备令人称羡的物质条件，堪称奢华，唯独不具备的是精神——他们是物质的贵族，却是精神的贱民。

临《何君阁道铭》

录王冕《梅花》

    三、权与利的游戏


　　当代书法与绘画可能缺失许多东西，如技法、文化、内涵等等，但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缺失是操守的缺失。在中国古代，书法是一门极其纯粹的艺术，它高雅得有几分神秘色彩，是所有中国传统艺术中最具神圣意味的艺术，它容不得世俗之气沾染，更与“利益”二字格格不入。所以，古人才会说：“书，一艺耳，然非高人胜士、胸中度世有数百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不能造妙入微。”（金人赵秉文语，引自杨慎《墨池琐录》）然而，在今天，情况正相反，书法是与利益靠得最近，也最容易靠近、也最喜爱沾染世俗之气的艺术之一。说得绝对些，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纯粹但仍戴着“高雅艺术”桂冠的文化存在！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从业者”操守的缺失。
　　中央电视台曾有一部叫《晋商》的纪录片，笔者观后大为感动。这部片子的成功，不在于用多少笔墨描绘了晋商如何精明、如何算计、如何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利益，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事例揭示了晋商驰骋中国500年的奥秘——以义制利。“晋商”就是搞金融的山西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还专门提到过，是跟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些人。但是这部片子讲他们如何站在一个道义的角度来谋取他的利益，就是说“义”与“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晋商把握得比较好。凡商人，其宗旨必定是赢利，但成功的晋商每每遇到“义”与“利”的冲突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弃利取义。这一点，让现在的人们汗颜！中国人常说心中有杆秤，这杆秤在他们心里是有的，尽管到晋商这里中国的文化精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这些纯粹做生意的山西人对自己有一个道德要求。相比之下，现在的艺术家差得太远。什么是艺术家？就是我们心目中与商人的追求截然相反的那类精神高尚的人！但现在的许多艺术家，对于世俗利益的追逐远胜于晋商！
　　晋商何以能有如此魅力，关键的一点，是这些生意人经营时还有操守！
　　何为“操守”？《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平素的品行志节；执持善行，固守志节。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对于人的基本要求。那时，被称为“书家”的那类人被视作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性人物，对于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更高，他们无论为人还是从艺，唯恐沾染世俗气息，即使迫于生计，将写字作为谋生手段也是为人们所不耻。所以，在过去，有许多一流的高手要放弃功名利禄，隐退、循世，他们隐居于乡野、山林……
　　但在今天，写字、作画的人恐接触不到社会，唯恐不与政治、经济发生更多、更深的关联。这中间，艺术与学术所发挥的作用已少得可怜。面对这样的现状，笔者又一次想起了林散之和与他有关的一些事——
　　林散之本是南京郊区江浦县的一位基层干部，因工作出色先后担任过县农田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副县长兼文教科长等职。虽自幼便拜师习画，后又入黄宾虹师门，数十年间练就一手不俗的书画，却是一个残疾人，先是左耳失聪，晚年又烫伤手指。这样的身体条件，使得林散之平时与人交流都较为困难，更不可能（像如今许多人那样）四出活动兜售、推销自己。后经著名画家亚明举荐，65岁时有幸调入江苏国画院。然而此时的林散之依然是一个无甚名气的普通书家。使林散之扬名的是《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于1973年第一期推出的“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特辑。那一期杂志汇集了由最高官方机构认定的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闲居乌江老家的林散之却根本不是全国书法名家，他的作品（按现在可以想象的逻辑）根本不在入选范围。然而林散之草书却最终顺利入选，且排在首位刊出，真是一个奇迹！其间有亚明和田原的积极推荐之功，更溶注着启功、顿立夫、赵朴初等人的眼力与雅量。特别是那位不仅名声、学问更大，而且身为当时全国文化界领导者的郭沬若（尽管他是一个因政治而扭曲自己的人），面对林散之作品说的话更是让我们感慨：“不要选我的字，我不是书法家。”每每联想此事，我就想，若是换到现在，那期杂志刊登的多半会是官员或关系户的字！当然，论名声，他们可能早就是全国“书法大家”了。
　　当代是一个不谦虚或不需要谦虚的时代，当下的中国书坛、画坛已成完全的名利场！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协会的换届“选举”就可一目了然。此时那些高贵的“艺术家”像个完全的商人、政客，使尽各种招数，只为换取一个头衔（据说还动用到高层的力量）。
　　艺术，原本是一个精神的空间，但当它被权力与金钱挤占后，学术与文化只有退场，甚至逃亡。而书与画，在当今中国，恰恰是被权力与金钱挤占得最厉害的一个领域。
　　当今艺坛操守的缺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实践角度来讲，是笔墨操控的缺失，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书画家们的笔墨也就毋须操控了。道理很简单，他的地位高、影响大、钱也来得快，于是他便不会再对自己的创作有更高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操守的缺失还导致了当下时代整个书法、绘画艺术评判标准的缺失，随之是艺术市场标准的缺失。以市场为例，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书画作品的价格不是由艺术价值、学术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此之外的很多因素来决定。当然，有时候利益也有好处，比如说画家，市场需要他的画作要好看一点、见功夫一点，于是他不得不天天操练基本功，这是积极的一方面（现在许多人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基本功的操练仅仅是艺术创作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层面，并不是其终极性追求。中国艺术的终极追求，还是需要中国文化精神来支撑的。当代书法操守的缺失，是当代人的文化精神坍塌的一种表现，我把它称为中国书法里最核心部分的塌陷，是完全地塌陷。
　　笔者并不反对艺术品走向市场、从事艺术者也有理由以他们的作品换取物质的福利，但切不忘记，真正的艺术活动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真正的艺术家人类精神的工程师，但如今的书坛、画坛，激励人们操练基本功或激发人们“创作”热情的可能只剩下“名”和“利”了——艺术已完完全全成了一块利益的“敲门砖”。
　　几年前，我认识一位《中国围棋》杂志的朋友，他对我说：中国的围棋现在不是缺少水平，而是缺少一种对精神的追求。现在中国人对围棋的认识，远不如日本。围棋在如今中国人的眼里，仅仅是竞技运动，太计较输赢、得失，先人那种对“道”的追求已没有了。
　　书法何尝不是如此！它原本具有的“道”，现今可能只存在于书本、论文或演讲稿之中了。
　　当代中国书坛有许多“官墨”（官僚“书法家”或官僚“书法”）。按理，从政者平日练字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也是桩极有益之事。但在一个崇拜权力的社会，当权者一旦喜爱上一样东西，不去占有光是玩玩，显然是有点浪费，于是，如今的许多协会主席、画院院长的职位都被“官墨”占染。自然，也有人喜欢这一局面，理由是当权者操持艺术机构，有利于开展工作，并且还振振有词拿书法史的事实作开脱：书法史上一流的书法家都是做大官的！
　　不错，中国书法历史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大贵族、大政治家书写，但那时的官吏决非如今天的当权者。旧时的官员本质上是一帮读书人，即使他们穿着官服、朝服，做得像个政治家（需要手腕），他们的内心还是文人（曹操即是这样的人）；而如今的官员，即使天天舞文弄墨、夜夜歌舞（主要是卡拉OK），做得像个文人，但内心还是政客。所以，从他们手里出来的只有官墨，而不会有艺术。

清人沈德潜诗

事在人为

    四、灵魂的乱象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始终是艺术创作主体。
　　什么是文人？简单地说，文人就是能将他的知识化为一种修养，孕育成一种情怀，用来体察人世、坚守内心的人。
　　清朝的很多官员或者一般的文人，字写得不如现在人这么好看，可能不如一个省级会员的字写得这么好看，即使像左宗棠、林则徐这样的人，同样如此。但是他们的字里有一种气、有一种升腾的力量，有一种感动我们的内涵。现在许多人，字写得很有气势，尺幅更是让令人畏惧，但细细一琢磨内涵，却是空的。为什么会如此？除了当代人功力不够之外，更因为现代的人缺乏一个沉着、沉静的内心，他们把功夫用在表面，因此无睱去观照、顾及自己的内心。如果有一颗坚定的内心，不论外界风云多么变幻，艺术家的精神不会失却重心——他的心灵是平静、平和的。而只有心态平和以后，坚实抑或沉雄的风格才能体现出来。民国可以说是一个乱世，但是我们看那时的画家、小说家、诗人或者是建筑学家的作品，有着一种平和的气息，让我们舒心。据此笔者常建议，我们如果去看一个历代书法或绘画作品展，最好的选择是逆序地倒着往回看，开始是现代人的，再是近代人，后面是古代人，这样越往后越好看；相反，你如果先看古人的，后面才看近代的、现代的，没等到看完，大家可能都走光了。为什么？大家不忍看到艺术如此地走下坡路，灵魂的世界愈来愈呈现出一种乱象。
　　现在当然也有许多人在谈书法的精神性，有的人说要回归魏晋传统、有的人要弘扬文化书法。这固然不错，但我们也要小心，你得看那些鼓动者的看他们自己是怎么一种行为规范，他们的笔底有无“魏晋风韵”。魏晋六朝为什么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就是因为在魏晋六朝的时候，写字的人极自律、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要求。魏晋六朝欣赏的是一种纯粹的美，自内而外，是对人的审美，从灵魂到肉体。在魏晋时代，许多文人士大夫的行为都很古怪，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有节操的人引领、按照将精神观念或文化或者精神的标准去生活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会变成很怪的一个动物。真的是这样。所以很多搞文学艺术的人，大家都觉得怪怪的。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允许把自己的艺术理想变成生活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高人雅士独立不群，甚至偏执。他们要把字写好，要相互比，因为随便地打一个便条，人家都拿回去要欣赏、珍藏；而且，那时候的人还要从字里头看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换到现在，可能必先查查他的头衔，再来看看它的字）。
　　“传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需要我们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一种态度、一种修为，它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均匀的呼吸。
　　当“传统”变成我们赚取利益的本钱，当人们像追逐娱乐明星一样去追捧一个“传统的代言人”，当读者以赶时髦的心态去抢购一部“传统”的著作，“传统”便真正远离了我们。

王维《鹿柴》

王维诗《渭川田家》

    五、被掏空的形式


　　当代书法创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一个赶风潮的现象。当然赶风潮有时候也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种风潮中，可以会把人们的注意力、精力集中起来做一件事，这样可能也会有成果。比如说哪一段时间流行颜真卿的手稿，有很多人一起来操练，这样可能就把颜真卿的行草书写到一个极致。有人经常喜欢把某某某地区、某某人的样式，归为成一种什么派，有的人喜欢讲什么什么主义，搞一大堆出来，实际上中国书法的的确确是不讲流派的一种艺术。所谓的“碑学”是一个大的概念，因为“碑学”以前有一个“帖学”，然后有像邓石如、何绍基、康有为这些人把魏碑看得很重要，在他们倡导下有很多人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实践，后来某种样式客观存在了。但是中国书法实际是不讲流派的。有的人现在还讲什么“新古典主义”，我觉得很可笑，说老实话，“古典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西方概念。西方当然我们要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古典主义”这个概念，涵盖不了中国书法的本质。如果加一个“新”，更是莫名其妙。笼统地讲，可能 “二王”书风、“魏晋书风”体现古典，但是如果说魏晋是古典主义，那么隋唐、宋元也是古典主义，都是古典主义。
　　艺术创作有时候就要逆水行舟，从事艺术创作如果纯粹是让风潮赶着走，或者纯粹是追着潮流走（就是现在所谓的“潮人”），其艺术水平也是可想而知的。当代书法一会儿是“新古典主义”，一会儿是“流行书风”，一会儿是“新帖学”（这两年我不知道又流行什么），风风火火，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回头看看成绩也不过如此，除了书法组织或个人多些创收机会外，学术的成果上并没有像某些人的钱袋子那样充足、丰满。
　　当今的中国书法要取得真正的进步，要出大师，真的要好好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笔者经常与人举一个唐人的例子。唐代是人人都学晋人，但是他们的书法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欧阳询有欧阳询的面目，禇遂良有禇遂良的面目，孙过庭有孙过庭的面目。而当下“魏晋书风”流行，写出来都是“魏晋”，字都写得很漂亮、很流美，但既没有魏晋的内涵，也没有借魏晋塑造自我的成果。魏晋文化表面是很柔的、内在是很刚硬的。王羲之为什么比王献之更高？因为在王羲之的线条里头蕴含着一种更坚实的精神，这个精神可以用一个“厚”来概括。他儿子王献之的字显得轻了一点、流美了一点。王羲之的字，大约除了《兰亭序》、《圣教序》（集字）很好看之外，其他很多作品实际上不是很“好看”的。当然，现在除了学习二王、学习张旭、怀素、颜真卿的人也不少，许多人字形上趋于相象，但笔墨中缺乏根本的内涵，他们太重视外在的“形”、喜欢“表现”，不太重视内在的“质”，他们的笔墨让我们联系不到魏晋或唐宋。
　　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无相”，不讲什么“表现性”。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地重视“表现”，说明它的内核已经空虚了——没有了内，只有拼命在外表上做文章了。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内涵”，吴冠中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说过：“形式就是内容”，而且还是“形式决定内容”！。
　　大概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书坛不断地有人鼓吹所谓的“展厅效应”。但在我看来，这对当代书法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过度地追求展厅效应，使得书法变得越来越表面化，它使本来少得可怜的内涵愈来愈减少；在另外一个方面还助长了浮躁的社会风气。所以，如果当代书法还要想恢复一下、出点儿耐看的作品，的的确确要将其作一番还原，不仅书法家应该回到书斋中，书法作品也应该回到书斋中，在那里面捕捉、认识它的价值。旧时的书法，是作者写给自己看的，首先要鼓舞自己、打动自己，现在刚好相反，作品主要是给别人看的，所以即使自己不满意或觉得无聊也不要紧，因为展厅里的观众反正只看个大的效果，况且还有许多根本看不懂呢！
　　“书为心画”是每个写字人都知晓的一句话。何谓“心画”？就是心中之意图。心谁知道啊？只有自己知道，还有天知道！

王阳明《山中示诸生》

韦应物《滁州西涧》

    六、一团“和”气


　　几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当代没有批评》的文章。现在书坛到处是一片叫好声（包括我自己也不喜欢做批评了）。现在的书法界没有价值标准，即便是有，标准也根本不是从书法艺术内部产生的。书写者内心的价值、信仰塌陷了，书法的标准也都没了。在当下的中国艺术界开展批评极其艰难，其困难程度远比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严重。为什么？因为那时艺术还处于蒙醒年代，权力话语体系还没有形成，市场还没有发育，所以制约的因素相对小些，但现在一切落成了，大家位置排定了，市场也定位了，再说谁的东西不好，是一件很难堪的事。好的批评只有建立或生长在一个平和、宽容的文化环境中，否则根本不能做。内心坍塌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所以只有一片“叫好”声。
　　西方的艺术批评分成几种，其中一个就是媒体批评，是面对大众的艺术批评，还有就是纯粹专业的艺术批评。在西方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是非常遵重搞专业研究的人，但在中国，情形大为不同，一个画画、写字的人，地位、名声到一定地步、钱卖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掌握话语权了，你要说他，他会告诉你：你说我不好，你明天搞一个，你去卖卖钱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大家已经不把所谓的专业批评当一回事情了，真正的批评开展不起来了，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弱，几乎到现在消失掉了。
　　举个例子，比如在西方影坛，一部电影好不好不是观众说了算，首先是专家说了算的，媒体人也是专家，专门写电影评论的人有时候是一句话评论，无论你名声多大、票房多高，依然直抒己见。而这些片言只语往往很关键。那些观众是听专家的。西方经常会拍一些很闷的片子，很没有“观赏性”，但是它同样很有票房，相反打打杀杀的片子极可能会遭遇冷场，好坏都是专家说了算。中国人不一样，我们很可能是一边骂着张艺谋，一边还要花许多钱去看他的电影，看过了之后再骂。中国的电影是什么样，中国的书画艺术创作也是什么样，仅是表现手段、呈现方式不一样，本质是一样的。
　　中国人最喜欢跟风，喜欢凑热闹，不太关注学术层面的东西，老百姓是如此、艺术市场是如此，现在的多数媒体也是如此。
　　本来，艺术媒体应是倡导学术、培植研究、弘扬批评的阵地，但由于现在的极度市场化、官墨化，使得如今的大部分媒体充满市侩气，学术研究的成果见不到，充斥眼睛的是大量的广告，致使“大家”、”巨匠“、”大师“满天飞。这情形很像地摊，连精品店都谈不上。按理，做媒体的应该是专家，应该有取舍的权力，但现在的媒体人，大部分没有专业素养，另一部分虽有专业素养也顾不得“责任”二字，反正只要谁有地位、名声，谁的市场号召力大，就为谁卖力。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许多媒体不是在引导或弘扬学术，反而正在毒化艺术空气！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份艺术杂志让人细读、内容令人玩味，甚至值得收藏，是一桩多么不简单的事啊！

文仰史传七言联

吴小如诗

    七、越假越火爆


　　研究当代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是很桩有意思的事。在我们当下的拍卖市场里，真正的收藏家是很少的（一些原本的收藏家现今也变成艺术品的炒买炒卖者了），购买艺术品的人大多是投资者，他们既不懂艺术，也不关心真伪，惟一关心的是行情。不明内情的人会很奇怪：如今的拍品这么贵，不关心真伪，一旦将假货买来岂不亏了血本了吗？说这样话的人，表明你完全是中国特式的拍卖市场的外行——完全不明其中的奥妙！现在中国大陆的拍卖市场有这样一个惯例，一件物品一旦进入了名牌拍卖行，即使它明显是假的，也无关紧要，它也照样拍，也照样有人买。买的人也根本不用担心将假货或劣质作品拍下大受损失，这里没有风险问题。因为经常出入拍卖行的人，很少有人想将这件东西买回来作珍藏，买它的目的只是为了下次卖出去，当然是加价卖出。好了，按照中国目前的拍卖行情，没有东西会赔本，只要这件物品是从一个正规且有名气的拍卖行拍出来的（有其印鉴等证物），即便旁边有10个专家说那是假的，你将它再次送去拍卖时，拍卖行也照样接收，之后也照样会拍出去。为什么？因为在拍卖行准备拍卖的艺术品，它的市场价值不是由它的真假或艺术质量决定的，而是由其他一些艺术之外的因素决定的。并且这件东西的买家也根本不会去考虑它的艺术价值与拍卖价是否符合，他只关心：一旦日后卖出，可以增值多少。这就像炒股票一样，即使是垃圾股，即使那家公司一直在亏损，仍有许多人购买，股票依然会升值，因为股民关心的不是公司的运行状况而是这支股票能不能赚钱。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变得轻松了，因为当今中国火爆的艺术市场，既不是艺术创作繁荣的标志，更与艺术研究家、批评家无关，它是纯粹的经济、商业活动，不需要良心或学术作支撑。
　　在我们对面的那个陌生的世界——西方艺术市场里，批评家、鉴赏家是参与其中的，一个收藏者在收藏某件作品之前，首先他有一个智囊团、顾问团，要先看看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那个作者的艺术有没有发展空间。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纯粹的市场操作，但毕竟还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东西可以把握。而在我们这里，研究家、批评家、鉴赏家完全成了多余，即使偶尔发现有人参与其中，他们的角色也很可疑。因为一味地肯定、溢美，显然不是出于学术的目的。枪手，才是他们的真正身份——据我观察，近几年，包括拍出几个亿的那几件作品的所谓考证、推介文章，恐怕都是枪手写的。
　　中国的拍卖市场很像中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现状，不论你写得怎样差、画得怎样劣，即使不从事艺术的人都知道你的东西烂到极点，只有你有名气、有地位，照样有人鼓吹你，炒作你！
　　近年来，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日期火爆（大概也只有用这个词才能形容它的盛况）。2011年5月，一件真伪争议颇大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而卖主刘益谦（上海收藏家）收集这画与字所花的费用总共不到2000万元。谁都没想到，仅仅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件长短不一、疑点颇多的书画“合璧”之作，在此次成功的拍卖中，足足涨了20多倍，这“也让中国近现代书画的纪录由1亿多直接蹿升到了4亿多”。（2011年05月26日《新京报》）2013年9月，就是这位在拍卖市场屡创“佳绩”（其中许多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佳绩”）刘刘益谦又在纽约苏富比以耗资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购回一件只有9个字、署名为“苏轼”的《功甫帖》。尽管刘益谦自信地称，此物在竞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但我们只要从“百度”搜索他坐在老板台前的面的像片，望着他后面署名为“于右任”书的“坚忍耐烦”四字横幅（据说也是拍卖获得），就明白他对艺术的知晓程度。
　　在此之前，先是曾巩的《局事帖》（2009年7月，成交价1.08亿元）再是黄庭坚的《砥柱铭》（2010年7月，成交价4.3亿元）、王羲之的所谓《平安帖》（2010年11月，成交价2.75亿元），都在拍卖市场创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天价。但其中的真伪、优劣，即使像笔者这样不搞鉴定的人一看就明白。《砥柱铭》有大量的错字，缺胳膊少腿，哪有一点北宋大文人的作派？所谓王羲之《平安帖》，只要认真练过几天王字的都比它写得好。这样的字，幸好被“专家”定在“至少宋代以前”，如果是现代人写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
　　2011年6月北京一家拍卖公司还拍过一件所谓的王蒙《稚川移居图》，依然创了天价（4.025亿元）。有的鉴定家甚至说这件作品比他那幅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葛稚川移居图》还要好。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有什么理由。据笔者直观感觉，这张画极其幼稚，只是粗看有些像王蒙，但稍一细瞧，差得太远。然而，有一流专家的鉴定结论和研究成果，它被拍出天价是肯定了的。
　　当下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有一个现象很普遍，现代人的作品价格基本上都已经超过吴昌硕这些近代人了，康有为等等更不在话下。从这里可以看出艺术价值跟艺术价格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道理很简单，不是因为现在人的东西真的比过去的人好，而仅仅是炒家们手里有货，或者可以得到货，而那些过去的人则永远过去了，他们的作品数量已是定数，而且多数在博物馆、纪念馆里，所以“可炒性”相对小许多。这或许是当代艺术家作品贵的“硬道理”。
　　但作品卖得贵并不等于中国当前的艺术真的繁荣了，它至多是在利益链条上的繁荣，而这繁荣的后面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是社会上很弱的一群人，他不像一个政治家那样能改变世界，特别当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让人可以拥有并坚持这种“操守”理由和环境后，他们便彻底孤独了。

晏园诗

赠光山净居寺联

　
    八、书家何为？

　　身处动乱年月，为什么晋商还能有操守？因为那时的社会还有讲操守的环境，人们无论如何追求物质利益，内心还在守护着这个从远古的先人那时传承下来的行为准则。但在今天，“操守”已毫无用处，社会的充分物质化、利益化已让“操守”二字无处藏身。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操守”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内心守持。当年孔夫子践行“克已复礼”时，耗费了他整个的生命，他没有得到任何物质的好处，但使得整个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精神。
　　当很多人不再相信精神、节操，没有了价值航标时，恰恰需要我们侧身返回，目光向内，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重新树起价值的标杆。
　　德不孤，必有邻。
　　我们尽管渺小、孱弱，但当我们每个人以自己内心的准则、以手中柔软但坚实毛笔筑起精神的城郭，到那时，中国书法（乃至整个中国艺术）才有能赢回曾经的荣耀，成为感动的力量。


    马啸简介


　　1962年生于浙江省湖州市，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系。曾任《甘肃日报》记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现为中国国家画院教学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各类展览，艺术论文先后十余次入选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并在全国等各大专业艺术类报刊或文集发表书法、美术、摄影等艺术评论百万字。
　　曾先后荣获首届中国书法理论“书谱奖”，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奖（三等奖、二等奖）、甘肃省委省政府第四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2000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二等奖。
　　主要事迹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第11版）及《有成就的人》（第16版）等多部大型传记辞书。
　　主要著作：《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沙孟海书法艺术解析》，《中国书法理论批评史》、《书法门诊室2》，《国画门诊室2》，《民间书法》，《宋画汇珍》（山水卷、人物卷、花鸟卷）、《远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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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宠而娇

沙发？？？

欣賞

秀起来~

奥特曼打怪兽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

清醇

前排支持下了哦~

一剪梅

very good

思念绕指尖

凡是文玩当中的高手，都是现实社会中洞察世事和人心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