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的“黄花梨第一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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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古典工艺家具
“明晚期 黄花梨架几案”为存世最大的黄花梨独板平头案,长452.5厘米,宽56.5厘米,板中部厚9厘米,两端厚8厘米。
几架为案式,正面为“T”字形,上部为上长下短两根横材,作“替木”式牙头。足下安托泥,两腿间三根横枨,形成两个空间,各嵌以牙条形成圈口。横枨厚度与独板案面相若,与腿部方料气息相匹。一概方正的视觉感,体现着深厚的设计功力。

明晚期 黄花梨架几案(图片提供:纽约佳士得)
从祠中圣物到商业筹码
此案系闽作,体量之大傲视群伦,堪称“黄花梨第一大案”,其身世更是一个传奇。
它原本静静地陈放在福建莆田一个村庄的家族大祠中,从16世纪开始,作为村民心中的圣物,连同案上的神明,接受拜奉。明亡清兴、民国鼎革、日寇践踏、国共争雄乃至土地改革,各个时代的血与火,从未对它形成风暴,带来不安。但四百年后,一场空前荒唐的动荡,近乎摧毁一切。虚妄的精神被疯狂高扬之后,国人的灵魂又极速地摔入深渊。经历了“文革”之殇,村民像所有国人一样,幡然“醒悟”。
某一天,大案要卖掉的消息传来,古老的村落大排长龙,等着分钱的画面代替了虔诚供奉的场景。全村百姓,人手一份散金碎银,沉浸在复杂情绪里。当然,一家老小生计的解决,让他们黝黑而粗糙的脸上泛出一丝喜色。贫困,让太多的宝物被拱手相奉。这个画面能给学者们提供内容丰富的当代社会学文本,是文物外流百年史的一个缩影。   
大案默默地告别这个温暖而冷漠的村庄,又告别了这个国家,辗转客居美国。与大多流失海外的文物相似又不同,这一次,没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船坚炮利,也不是国营文物商店经理积极组织的出口创汇,而是贫困饥饿的农民和商人间的“你情我愿”。后续的故事,只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商业,与其它无关。
2013年春,这件黄花梨架几案作为一颗特大的商业筹码,被推上纽约佳士得“中国瓷器与工艺精品”专场拍卖会。该案最终以908.375万美元易手,买家为华人。如果非要提取意义,就把它看成是21世纪中国艺术品投资饕餮盛宴的一帧剪影好了。
“商业筹码”,词语本身属于中性的表述。价值和道德判断上,笔者似乎更应倾向于褒义。多少历史的创造,往往就是商业筹码的产儿。黄花梨木材流通和家具制造上,商业张力益为强烈。尤其是重大的商业开放,有时短短一刻,会大大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

河南偃师酒流沟水库北宋墓砖刻《庖厨图》(拓片)

宋《槐荫消夏图》中的“替木”式牙头平头案
“隆庆开关”的深远影响
让我们回到四百多年前,谈一件极为重要却鲜为人知的政治大事件,同时也是商业大事件——隆庆开关。从宏观角度看,国计民生为此改变颇巨。若从文物鉴赏角度观察,它与黄花梨家具息息相关,对明末文玩之盛功德大矣。
明代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准福建巡抚凃泽民奏议,开福建漳州月港为对外口岸,准许民间私人对东洋、西洋进行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宋元时期,泉州已是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口岸。明代洪武朝颁布禁海令,恶法兴恶匪,民间海商遂沦为走私海盗,且日趋活跃。月港,形如月亮而得名,“僻处海隅,俗如外化”,因偏僻不被官署注意,走私集团逐渐势大,“居民多货番善盗”,官府连年围打,已剿不胜剿。明嘉靖年,这里已成为东南最大的民间走私贸易口岸,又有“闽南一大都会”之谓。民间强大的现实力量,至尊的朝廷也要退让,旧日的法规和价值评说,也因时因事而易。为解决朝廷财政拮据,尤其是要解除海盗困扰,明朝廷被迫在月港开关。征战倭寇多年的名将戚继光被调往北方蓟州为守将。至明万历年,月港贸易达到繁盛,取代泉州、福州港,成为福建第一大港。
一步大棋,影响至深。有学者推算,隆庆开关后,至明朝结束,贸易让大明帝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百年间,由于欧亚贸易,白银被作为支付手段,相当于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流入中国。[1]
隆庆开关前后,广东是海外贸易的另一重镇。明正德年间,地方官员就向朝廷力争海外贸易权,明嘉靖年间“复开番舶之禁”,重新准许非朝贡的海外船只入口贸易。同时,民间海商走私一直未绝。
海上贸易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一是极大地促进了明晚期“近代社会转型”、“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二是导致江浙一带手工业的极大繁荣。这两点是理解明晚期艺术品(包括明式家具)勃兴的基础点。
贸易顺畅,原料滚滚而来,是明隆庆、万历年间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浩荡而出的主因。明崇祯朝,月港海关被强行关闭,又沦为走私的大本营。同期,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厦门为基地,着手收复台湾,广被经营的厦门趁势后来居上。清早期,厦门港取代月港,成为东南地区海外贸易中心。
流水老账,实为表明,为何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一直盛产各类大体量的家具。口岸之便,遂有洋木之饶。闽作、广作豪放的用料方式,高大宏伟的形制风格,正是建立在“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上,煌煌大料就近可取,这一点明清两朝概莫能外。
一旦木料由沿海运到内地就金贵多了,江南地区虽有太仓港,但进口热带地区的木材,运输成本还是高昂许多,使得江南家具的用料来不得半点奢侈。也正因此,苏式家具保持了一脉精致细巧的风格,此处缺点成就彼处优点。当然,江南人细腻的工艺传统,是需要另外展开的话题。

清晚期 苏式红木“平肩榫”式翘头案,长240cm,宽42cm,高99cm
明代艺术品繁盛的根源是政治黑暗?
坊间有种奇妙的逻辑,认为明代政治的残酷高压,令文人不问世政,醉心于文玩韵事,明式家具等艺术品遂得以繁盛。这种历史的解读套路,沿用了几十年。相同的思路,还有对“魏晋风骨”的说法,认为此时名士蔑视礼法,特立独行,强调精神自由,从而达到人的自觉、艺术的自觉,其原因是曹魏政权的黑暗残暴。
此等言论貌似合理,不经意间还有点像电影故事,设置了极大的对立和冲突,戏剧性、观赏性极强。可细想后,就会大喊一声“错”,太想当然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各阶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进步,其背景一定是各种不同状态下政治的松弛与无为。至于所谓的政治残暴能带来文化艺术的昌明、官家的狰狞反让文人增长了闲情逸致等说法,令人不敢苟同。
如果政治极度黑暗,整个社会的精神是萎靡的,各阶层的创造力也一定是枯竭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有的空间被打压缩小,不可为官,不可发言,人的一切基本权利已被剥夺,还有什么自我的逸情雅趣、高格的爱好可言?
明早期政治的确黑暗,但不可以明早期概论明晚期。对明晚期社会,古人常以“天崩地解,纲纪凌夷”形容,当代明史学者认同当时的记载:“王纲解纽”、“法网松懈”,士庶敢于犯上,小官抗大官,士卒挠将领。明隆庆、万历年间,“于是民间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诲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盖其所由来渐矣。”[2]
朝列之上,言谏之风甚盛,明正德年,许天锡“尸谏”,明嘉靖年,海瑞“备棺而谏”。最著名的犯上之事,明万历十七年,大理寺一个中层言官雒于仁,上奏章指责皇帝体弱多病是因为“嗜酒、恋色、贪财、尚气”[3]。皇帝欲罚治,大臣却婉言相劝,这是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事件。另一事也颇富代表性,即明万历三十四年,朝廷派到云南的矿税太监杨荣被地方暴徒处死后,扔到火中,神宗无奈,只得以绝食数日抗议大臣们办事不力。其实,当时的暴徒民变主要是在文官们的纵容下发生的。
明史界认为,明晚期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专制政体有所变化,出现了早期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追求个人权利、享乐功利成为社会普遍思潮。专制威权大大解冻,社会获得更多自由的空间,也为经济发展、个人享受物质生活提供了保障。
如果继续将视角转向当时的物质基础,马上会意识到没有开放的贸易流通,没有物产原料,没有市场的活跃和工艺的进步,文玩雅物、明式家具无从而来,文人何玩之有?
明中晚期经济的复兴和市场的活跃是工艺品发达的社会基础,工艺品制造的主体是市场和工艺之间的匠师。对于任何工艺品的诞生,从材质和技术方面去考察,较之从社会观念、某个阶层精神取向方面解释,更深入根本,也更加可靠。

清早期 黄花梨“平肩榫”式翘头案,长145cm,宽41cm,高97cm
工艺水平决定光素与雕饰
大型黄花梨案子本为厅堂或祠堂重器,供奉天地神明、儒、道、佛像或祖先牌位,现实使用中,彰示家族的富裕和地位,是宣扬社会身份的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与需求下,它们自然要表现出神圣、豪华的指向,隐喻一种特殊存在。制作中追求厚重的气派感,以此加强对神明的尊重和肯定,震撼凡人。有意营造距离感,要崇高而非平实,要铺张扬厉而非单调内敛。如古人云:“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4]、“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5]
这类家具是外向性的,带有强烈的社会象征意味,一是面向本家族,二是面向社会人群。它是家庭兴旺、门庭风光最重要的体现,有着极强的张扬和重观瞻性,体量与纹饰无一不代表着权力、尊严、财富等社会象征。本案长四米五有余,为传世最大的黄花梨独板条案,是明晚期用料奢华的代表作品。如此重器,却是光素式样,无雕无琢,有违常理。换句话说,有等级之意的体量,却无等级之意的装饰相称,其因若何?答为明晚期历史的限制。
大案还昭示了另一个问题,当黄花梨家具制作已风生水起之时,雕刻工艺及相关的图案设计水平还很低下。可以说,许多明式家具的光素是明式家具早期工具、工艺技术综合因素的产物。光素与雕饰,简洁和繁缛,总体上与家具早晚发展相连系。

河北巨鹿出土北宋“替木”式木桌,长88cm,宽66.5cm,高85cm

明晚期 黄花梨“三牙头顺枨”式平头案
从技术角度解读大案结构
一、此案结构既不是架几案,也非常见之带牙板平头案。
此案牙头的处理方式与一般夹头榫不同,双足上的两个牙头并未连为一体成为牙板,形如建筑中的“替木”,支撑案面的同时也美化造型。这种作法,是牙头向牙板发展过渡期的表现,保有五代、宋代案式遗风,尽管宋代的相关资料均标示为“夹头榫”。
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榻上能看到“替木”式牙头,河南偃师酒流沟水库北宋墓砖刻《庖厨图》、宋《槐荫消夏图》中的“替木”式牙头案,其牙头的形制与本案均较为相近,未见牙板,从力学角度出发,在后两者牙头下加了顺枨。最重要的资料是建国前在河北巨鹿出土的北宋木桌,桌面与腿子上端可见“替木”式牙子。[6]
“替木”是中国建筑的重要构件。宋代称为“角替”,清代称为“雀替”或“托木”、“插角”,置于柱与梁(左右为梁)、枋(进深为枋)的交接处。其作用主要有四点:一是减少梁枋的净跨度,增强其承载力;二是减少梁与柱相接处的向下重力(剪力);三是防止柱梁的角度倾斜;四是具有审美观赏价值。它在柱的上端左右对称陈设,犹如美丽的翅膀,委婉的曲线增加了视觉效果,成为柱头上的装饰物。
建筑史研究表明,替木虽然基于力学功能需要而生,但其后发展多是出于装饰审美的考究。由此,可以引申理解明式家具案子上的牙头、牙板的由来和发展,明白它们来自力学,但逐渐趋向审美的历史态势。同时还能观察到,极个别清早期的案子虽雕饰甚繁,但牙头上仍保留了此种“替木”旧式,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二、此案结构为“平肩榫”,属夹头榫、插肩榫之外的第三种形式。
本案的榫卯结构特征为腿足上端外口只作挂销,牙板、牙头内口开槽沟,以腿贯穿组合,上承案板。常规认为不论是平头案还是翘头案,结构常常只可分为夹头榫、插肩榫两类。实际上,像本案这种牙头内侧与腿部外侧相固定的式样——平肩榫,自成一格,从明至清均有沿习,在苏作、闽作上亦有实物为证,只是其存量远少于上述两类。在清代闽作中,这种直角牙头式样变为弧线化牙头。苏作中,变化益多,牙头多成圆形,以便雕饰,行内亦将其称为“元宝肩”。
这件黄花梨大案蕴含了古今历史、社会状态、工艺发展等多方面的丰富信息,故可谓之“见证”。
注释:
[1]德国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明 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二
[3]明 雒于仁《酒色财气四箴疏》
[4]《管子·法法》,《管子》为先秦道家著作,《法法》列第十六篇
[5]《荀子·富国》,《荀子》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重要著作,《富国》列第十篇
[6]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第21页,浙江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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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主编《中国通史》、《古董收藏价格书系》等著作。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曾在国家级文博刊物发表多篇研究文章。现为雅昌艺术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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